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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 改变中国

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来源:12月8日,新华社)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有了更加坚强政治保证。但党面临执政环境的复杂性和复杂性,党内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实践证明,管党治党,关系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必须下更大决心、勇气、气力抓紧抓好。 5年前,《八项规定》出台,全面从严治党由此“破题”,开启了一场正风肃纪、激浊扬清、刷新吏治的作风之变。5年后,当初仅仅600余字之规定,却扭转着时代风气的深刻变化,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依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只凭这一点,它已远超当初许众人预期;而且,当时认为公款吃喝等中国官场的“老大难”问题,竟然出现如此显著改善。 作风建设,成绩斐然。5年来,党中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把八项规定作为作风建设切入点,把全面从严治党为突破口,紧盯重要节点,从件件具体问题抓起,坚决杜绝“节日腐败”。截至今年10月,全国累查处超19.32万起,处理超26.3人,党政纪处分超14.5万人,真是累累硕果,成绩卓著,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与毅力。 这5年来,具体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风建设满意“答卷”。一开始就坚持问题导向,从具体的、细小的问题抓,从月饼、粽子等“小事小节”入手,狠刹“四风”。截至今年10月,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等三类突出问题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仅占3.5%。显然看出,违纪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减少,这更足以证明: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创新监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和新技术,大大拓宽监督渠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形成群众监督的浓厚氛围;“八项规定”修改实施细则,着重对改进调查研究等方面内容,作了全面规范、细化和完善;中纪委推出八项规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气,换新天。十八大以来,中央十二轮巡视和各级巡视巡察均把作为重要监督内容和监督手段逐渐固化为制度,构筑成反腐“天罗地网”,让隐变“四风”无处藏身。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只有将八项规定深入人心,彻底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才能不断推动党的事业前进,得到群众的拥护,中国的明天才会希望。才能让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不断深入人心,人民满意,世界关注,“八项规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国大地,让中国政治生态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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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浩 陶田田:互联网使用行为、家庭经济状况与获得感

日期: 2019-09-24 09:15:11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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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使用行为与获得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本文旨在利用2017年完成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数据,考察人们互联网使用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地位的家庭之间存在何种差异。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人们使用互联网越多则会有更强的获得感。家庭收入和家庭主观地位都会对获得感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家庭主观地位还会加强互联网使用行为对获得感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获得感 互联网使用行为 家庭经济收入家庭主观地位

  一、问题提出

  “获得感”是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过往发展经验之后,创造性地提出的判断改革成效的又一本土化新标准。“获得感”比“幸福感”和“相对剥夺感”概念更具体、全面,因此具有更高的含金量。“获得感”这一概念提出来以后,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合计已经超过200篇,这充分说明学术界对获得感的研究给予了非常多的关注。但由于调查数据的缺乏,目前与获得感相关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见。学者们比较多通过满意度、剥夺感等替代变量来研究获得感的影响因素(王恬等,2018)。而近几年有学者开始涉及有中国特色的获得感测量方法,并从经济收入、工作状况、休闲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深入地研究了获得感的影响机制。获得感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个体解决现实问题、提升幸福指数,更有利于规避社会物化现象,形成正确的义利观,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张品,2016)。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使用对幸福感、剥夺感及获得感等心理感受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由于获得感比幸福感和相对剥夺感更强调实际得到的感觉,因此,互联网使用行为对获得感的影响与快速变化中的信息化社会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互联网使用行为方面的差异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对生活的预期,以及对自己所拥有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的判断,进而改变他们的获得感水平(孙远太,2015)。因此,考察各个社会群体使用互联网的行为与获得感之间的关系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上海市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如何受到互联网使用行为和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中共中央宣传部,2016:77)。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指出,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目前学术界对于获得感的定义还没有达成一致。翟慎良(2015)认为获得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与幸福指数紧密相关。获得感是可视的幸福感。辛秀芹(2016)认为获得感是基于一定“获得”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它是个体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所感受到的愉悦、幸福和满足。邢占军和牛千(2017)则认为获得感反映的是社会供给是否能够满足民生需求的主观评价。叶胥等人(2018)认为居民获得感有别于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等客观指标,居民获得感更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文宏和刘志鹏(2018)利用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对我国民众的获得感进行了时序比较,他们认为获得感反映的是民众在社会经济中的客观获得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主观性综合感知。王浦劬和季程远(2018)主张将获得感区分为空间维度的“横向获得感”与时间维度的“纵向获得感”。结合时序或空间来考察获得感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综合以往的研究,我们认为获得感指的是社会成员在努力付出后所获得的实际回报与其预期水平是否吻合的最终评价。获得感并不是来自不劳而获,而是在积极的奋斗过程中所得到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激励、回报和肯定。

  互联网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折射出科学技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能否发挥作用深受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李三虎,2018)。柯连君等人(2013)的研究也认为,技术能否得到社会的选择和接受是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技术体系自身的逻辑和社会网络的选择也是技术发展的动力源泉(郝凤霞,2003)。这说明我们只有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地考虑到技术与社会的协同性和文化建构性,才能够将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化为社会的发展,进而提升民众的主观感受(刘利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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